我国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的三个关键铁岭
文章来源：河津娱乐网 | 2022-07-20
我国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的三个关键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高屋建瓴，强调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总书记尤其强调了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总书记讲话无疑为我国新时期开展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
首先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之以恒地加大资源和人才投入。
离开基础科学，创新终究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以诺奖这个硬指标衡量，我国基础科学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美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获得者数量从20世纪50年开始“井喷”，到目前为止，美国获奖数目比英法德日四国之和还要多很多。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领先的经验主要有两条：
第一，举国上下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美国最初是比较习惯实用主义创新的，但是在世纪之交的1883年，当时的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罗兰教授做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著名演讲，批评美国的实用主义创新倾向，影响深远，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在这之后，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整个社会开始逐渐重视基础研究。典型的如，1930年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延揽全世界一流学者做最纯粹的研究为荣，而不受任何教学、科研资金的压力。也就是说，到这里来的科学家“既不教学又不做项目”。爱因斯坦、杨振宁等顶尖科学家都有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的经历。当前，中国这样自由探索的平台尚不多见。
第二，不惜一切代价汇聚全球顶尖人才。基础科学新发现主要是象牙塔里顶尖人才之间碰撞交流得出的火花。美国早在一战以前就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全世界，尤其是欧洲顶尖人才。美国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为此不遗余力。加上一战、二战的影响，欧洲顶尖科学家成群结队往美国跑。人才是美国在两次大战享受到的最大红利，反映了美国人的战略眼光。典型的如，冯·卡门、冯·诺依曼、冯·布劳恩等，爱因斯坦更不用说了，这些顶尖科学家的到来推动美国基础科学研究迅速超越欧洲，成为世界新的科技创新中心。
目前，我国基础科学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比例大体只有5%左右，相比较发达国家15%的比例，还有很大差距。未来三十年，美国、欧洲等顶尖的学术领袖是不是成群结队向清华、北大和中科院跑，而不是相反，这将决定我们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成败。
其次，攻克卡脖子技术需要加强科技资源的组织能力建设。
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若干基础性、共性、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存在短板和受制于人的现象，而且这种短板还不在少数。应该看到，像芯片和航空发动机等，这些卡脖子技术不仅是基础研究的问题，往往是多学科集成的系统工程，是长期的产业技术积累，单靠个别学科、个别科学家，甚至是个别企业，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往往还是市场失灵的地方。
解决卡脖子的问题，需要我们真正认识到产学研结合、军民融合的极端重要性，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发扬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良传统。不仅需要加强大学实验室建设，企业实验室建设，还需要建立一大批链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这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和资源投入在我们国家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无论是美国的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还是德国的弗朗霍夫应用技术研究院,他们都是链接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的关键共性技术开发“桥梁”和“国家攻坚队”，他们不是大学，也不是企业，而是专门从事共性技术研发的高精尖国家队，专门为广大企业创新提供高质量的技术供给，尤其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供给服务。这是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
我国虽然也曾经建有类似的机构，但是，政策的可持续性往往比较缺乏，职能定位模糊，缺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意识。如果不从战略上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卡脖子的问题难以解决。
最后，要重视发扬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家和科学家两只队伍的融合。
在科技创新的链条中，如果说科学家解决了0-1、提出了新概念的话，那么企业家和他的团队则是要解决从1到无穷大的商业化问题。基础科学千条线，企业家和他的产品是一根针。没有企业家打造的良好的商业模式、产品平台，再好的技术也难以转化为生产力。
没有任正非和华为，5G产业可能就会来的较晚一些；没有马云，刘强东，电子商务不会在中国这么普及；没有马化腾和腾讯，中国人的联络方式可能还主要靠打电话，发邮件。他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商人，他们开创了一个产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
未来三十年，如果成千上万的马云、任正非、马化腾诞生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中国就必定会成为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国家，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还会远吗？